大姐的文章（精选22篇）

admin 2023-03-11 12:03

大姐的文章（精选22篇）

特殊的年礼

文/戚思权

母亲那年64岁，虽然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等慢性病，腿部股骨头已经坏死，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母亲为了帮我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仍然每天一边吃着止疼药，一边坚持在街道上看管车辆。

那是春节前的一个晚上，外面气温零下5度左右，母亲穿着厚厚的棉衣在肯德基门口看管车辆。她腿脚本来就不灵活，加上衣服穿得又多，走起路来很是吃力。

一位刚从肯德基吃完饭出来要走的大姐看见母亲走路很吃力，就过来向母亲付了车辆管理费，关切地对母亲说：“老人家，您年纪大了，腿脚又不灵活，应该在家里多歇歇，享享清福才是！”

“谁不愿在家里享清福啊？没有办法啊！”母亲叹了口气说道：“娃他爸有病，长年累月都得用药养着，而且我们老两口又没有退休工资，都是自费。我那儿子以前得过精神分裂症，虽说在一家工厂上班，可工厂效益又不好，每月只有1千多元钱工资，儿媳妇在家带小孩，家庭负担重啊。我寻思着能挣一分是一分，好歹还能帮着儿子减轻一下生活的压力啊！”

那位大姐听了以后唏嘘不已。

几天之后，母亲去上班的时候，路旁修鞋子的师傅递给母亲一大堆的年货和500元钱，说是一位大姐特意托他送给母亲过年用的。母亲一下就想到是那天晚上和她说话的那位大姐，忙问修鞋师傅：“那她留下电话了没有？这些以后都是要还的。”修鞋师傅说：“我是问过了，可人家就是不愿意说。算了吧，我看人家也只是实心实意地想帮你，原本就没指望你还的。”母亲接过钱和礼品，感动得热泪盈眶。

虽然那个大姐与我家无亲无缘，虽然她的帮助只能帮我们渡过一时的难关，但那个特殊的年礼让我们全家在最困难的时候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如今，父亲已经去世4年多了，母亲也不再看管车辆了，我家的日子也过得比以前好得多了，但那份特殊的年礼永远铭记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中，一辈子难以忘怀！

大姐，生日快乐

不记得第一次认识狗尾巴草是在什么样的年纪了，在农村，这只是一种极其普通极其常见的小草。

没有人在意过它是什么时候从地缝里冒出来，也没有人愿意采它一把插在精致的花瓶里，甚至没有人奇怪过它为什么被叫做“狗尾巴草”，这样的一种小草，仿佛它天生就该叫这样俗气的名字。

是的，它确实是太不起眼，太单调，太没有色彩了。而它似乎从来就不在乎这些，依旧低调地生，默默地长，在田边，在地角，在山丘，在溪边……待到吵吵闹闹，纷纷扰扰的春天过后，总以另一种成熟的姿态从容走来，悠闲自在，淡泊超然，轻灵惬意，宁静怡然。暮霭晨曦中，秋风徐来，狗尾巴草以它纤细的身子晃动着那胖乎乎、毛茸茸的穗子，活脱脱是一只只欢跃闹腾的小狗。

童年的时候，家那里就有这样的一片坡地，每到秋天，便是狗尾巴草旺盛的季节，大片大片的草地足以将我瘦小的身躯淹没。和小伙伴们或在坡上追逐，叫喊，让一声声清脆的童音一波波地传向村里，消失在坡的那边；或编各式各样的草环，戴在头上疯跑；玩累了索性就地一躺，仰望天上的白云踌躇着，走走停停，似走还留。闻着狗尾巴草独特的草味，任凭它在掌心，在脸颊，在脖子间轻轻地撩拨，痒酥酥，给人以安宁、踏实的感觉。就这样享受着狗尾巴草带给我被关心被爱抚的亲密接触，直到我长大。可是那时候并不懂得欣赏这种司空见惯的自然美景，这景致美丽得让后来那些缤纷的岁月都无法将其淹没。

三十几年前的记忆中，狗尾巴草是疯长的。一九八0年的那个秋天，和语文形成绝对落差的数学将我挤出了“独木桥”，那种失意和落寞随着秋意的加深而渐浓。再次站在坡地时，芳草连天的还是那绵延数里的狗尾巴草，“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天边的红霞把群峦映得通红，落日将余晖泼洒向草地，最后一点一点地落下去……独自呆呆地坐在草坪上，捧着伴随我度过学生时代的口琴，一遍遍地吹着吹过了无数次的那首经典老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一阵凄楚漫过草尖，向我袭来……

秋日的凉意，落日的余晖，风中的狗尾巴草是最容易让人在这样的黄昏里想起一些伤心事的，最易拨动人们心底最柔软的那根弦。随手扯起，掐断，揉搓……狗尾巴草的穗子在掌心里缓缓滑过，那是怎样的一抹久违了的柔软啊，轻轻拂过了我彷徨的心。风，沙沙地吹过，泛起青黄的浪，与其说草儿在起伏，倒不如说是我的心情在摇曳。我将何去何从？望着空洞的天空，枯黄的草地，泪无声地滑落。是啊，人永远不能预知未来，更不能拥有所谓的永恒。其实更多的时候，世间的繁华和热闹都是别人的，与狗尾巴草无关，与我更无关；

大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兵在成都为你祝福，祝你生日快乐，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

大姐，昨晚兵对我说他一直打不通你的电话，又说他听别人说你和新姐夫已经请客了，兵的情绪很不好，我的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

大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不是还在怨恨兵？大姐，你应该知道兵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一直为没有买你的房子深深的内疚，你再这样对他不理不睬，在他的心上该是怎样的痛？大姐，请你不要再折磨他，也折磨你自己，好吗？大姐，如果你实在要怪，就怪我吧，好吗？

大姐，兵常常对我说起你对他的好。是你把他从老家的山区带到你婆家的平原地带，并张罗着为他上了这里的户口，可以说才有了他以后的成家立业；是你一次次地在经济上资助他和婆婆，才使他和婆婆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兵说，你对他可以说是“恩重如山”！

大姐，其实我也一直很佩服你的勤劳、能干。在我们相处的那些有限的日子，你每次从城里回来总是放下礼物就开始干活，煮饭、割草、喂猪、挖地……见活儿就干，从来不论。而每当家里有个什么事情，你便成了主心骨，忙前忙后，替我们把一切都打理得有条不紊。可以说虽然我结婚五年了，经历了公公、婆婆的去世，却从来没有那种“为人媳妇”的感觉！很多时候我还是一个未出阁的女儿，过着自由、宁静的生活。

大姐，其实我也一直很想把你当作我的亲姐姐看待。只是，我们的年龄差距实在太大，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更重要的是，你因“嫁了一个会挣钱的老公”时时表现出的那种盛气凌人，那种目中无人的姿态让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不得不敬而远之。我依稀还记得你把四姐骂得“狗血喷头”！诚然四姐有些好吃懒做，诚然你作为长姐应该管教，但四姐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你是不是多少也应该给她一点面子？我依稀还记得你曾经坚决反对守寡的二姐再嫁，我依稀还记得你曾经对二姐大吼大叫：“你是不是现在有了男人就敢和我顶嘴了？”大姐，你应该没有想到事隔不过一年，你的丈夫就得病去世了，而在你丈夫去世后不到一年你也再次结婚了吧！

大姐，也许我之所以不买你的房子除了这里交通还不够方便，除了房子对我来说太宽也有点陈旧，除了当时我们的确拿不出一万六的现金来，除了证明我当初和兵结婚不是为了你的房子，还因为我不想让你在我面前指指划划，我想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大姐，你明白吗？

大姐，你知道吗？为了不买你房子的事情，兵不知道和我闹了多少次，甚至差点离婚。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对兵说：“买房子是一件大事，也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你不要总是想到什么‘不买大姐的房子就是忘恩负义’！我也知道我们欠大姐太多的情，但我们可以以后慢慢补偿，比如：在生活上、在精神上对大姐关心、体贴，在她年老了的时候，我也愿意把她接到我们身边一起生活，这不也是一种很好的报答吗？”

大姐，尽管你的房子很快卖了出去，你还是对我们有了成见。尽管兵对你一如既往，不，因为房子的事情更多了几份愧疚，你却还是不依不饶，像见了仇人一样。大姐，在那些个兵借酒浇愁的夜晚，你的心就没有一点点地痛吗？兵，可是你一直疼爱的小弟弟啊！

大姐，其实我又何尝不在心里挂念你这个姐姐？当听说姐夫去世后，你不辞辛苦为一双儿女带孩子，儿女们却对你不孝顺，我既为你气愤，也为你难过；当听说你有了男朋友，准备再嫁时，我为你感到欣慰，没有半点嘲讽。每个节假日，我总是不忘让粗心的兵给你打电话，送上我们最真诚的问候！

大姐，我的窗外现在是阳光灿烂，老家的你是否也同样感受到一种无比的温暖？

大姐，我们是亲亲热热地一家人，让我们永远相亲相爱，好吗？

心里美

文/薛小玲

没想到，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竟与一位卖瓜人结下了情谊。

在邮局的拐角处，他守着辆三轮车，车厢里是一堆苹果般大小的甜瓜，一看就是被人挑拣后的剩货。他见我一脸嫌弃的样子忙说：“大姐，你可不要看这些瓜长得不招人待见，其实它们个个甜！不信你随便拿一个尝尝！”我也没客气，真就随手拿了一个，真是不尝不知道，一尝吓一跳，这么丑的小瓜，竟真的很甜。

他自信地说：“咋样？俊西瓜丑甜瓜，虽然长得丑，可咱心里美！”我被他逗笑了，问他多少钱一斤，他干脆地说：“一块钱一斤，零头不算钱！”

我都要了，十一斤，他收了十元钱。他并非固定的摊位，所以再想买时就找不到他了，无奈就买了别人的，但却是金玉其外，吃到嘴里寡淡得要命，跟他的小丑瓜不能比。于是只要上街就睁大眼寻他，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给我找到了。

这次他的三轮车上有大半车的甜瓜，个大圆润，比上次好多了，他一眼就认出我来，说：“放心，跟上回是一块地的瓜，甜死人不偿命！”“那这次多少钱一斤？”他老老实实地说：“还是一块钱！现在市场上都便宜了，咱也便宜！”我逗他：“上次一块，这次还一块，哪便宜了？”他用手比划着说：“上次是挑剩的，这次瓜好，你看，多漂亮！”

好吧，我承认，这次的瓜真是漂亮。

买了十斤，不用说，个顶个甜死人！

第三次见他，他却拉了一车西瓜，我问：“咋不卖甜瓜了？”他说：“俺家甜瓜卖完了，西瓜刚开园，要不你尝尝西瓜？也可甜哩！” 可我们家人都不喜欢吃西瓜啊，听我这么说，他一拍脑门说：“前边新菜市场一进门有个开三轮车卖甜瓜的，那是俺邻居，俺两家是一样的甜瓜，你就说你是俺姐，叫他给你便宜点儿！”

我大喜，那太好了！

我在他邻居那儿买了十斤甜瓜，回家洗净端上桌来，儿子急嘴猴般拿过就啃，一啃就吐出来了，大声嚷道：“难吃死了！”我一尝，果然难吃！

我把他骂了几十遍，可还是难解我的心头恨。

没想到很快就又遇到他了，他热情地喊我：“大姐，那天的甜瓜咋样？跟我的不差啥吧？”我这个气呀，用手使劲儿一拍他的车帮子说：“甜瓜？真好意思叫这名，一点都不甜，一股潲水味，我还买那么多，你坑死我了！”

他愣住，自言自语地说：“不会呀，俺两家买的一家的甜瓜种子呀，咋回事？”

咋回事，你问我，我问谁？

他当即拿出手机打电话，然后一脸的恍然大悟。

他说：“怪不得呢，俺邻居说那天那车瓜不是他的，是他帮他舅家卖的，大姐，真是对不住啊！”他一脸的诚恳，我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他从车上抱下个西瓜来，说：“我知道你家人都不爱吃西瓜，可你看我这也没别的东西表示，带回家尝尝吧，说不定你家里人一尝，就喜欢上西瓜了。你相信老弟却上了老弟的当，我这心里真过意不去……”

我愣住，怎么能白要他的瓜呢？

百般推阻，可我犟不过他，给他钱他又不要，无奈，我只好拎着西瓜满怀歉意地走了。过了马路回头看，他还在朝我这边张望着，我挥挥手说：兄弟，再见哈！

他也连说几声再见，然后两手一起举起来使劲儿挥，模样滑稽，让我想起他说的那句“虽然长得丑，可咱心里美”，突然就忍不住笑起来。

娘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文/刘鹏飞

常言说，有娘的地方就是家，此话一点不假。娘在老家老宅住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逢年过节，就像归巢的鸟儿，从四面八方飞回娘的身边。后来我们有了孩子，娘又像织布的梭子一样，在我们四个家庭里来回穿梭，辛辛苦苦地带起了孙子。母亲在谁家，我们就奔向谁家，谁家也成了其他三个人的家。

那年母亲在大姐家住的时候，有一天娘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一个男人粗暴地在电话里说：“你要好好管管自己的男人，不然，我叫你们全家好看。”放下电话，娘才知道电话里那个男人把她当成大姐了，他说姐夫跟他老婆好上了，两个人还准备去海南呢。

娘找到姐夫，问明情况，面对慈祥的娘，姐夫说了实话。于是娘趁那天大姐不在家，备上厚礼带着姐夫去了那个男人家，一见面，那个男人的母亲就指着娘的鼻子骂，说娘生了个不知廉耻的儿子，面对人家的骂，娘始终微笑着，当人家知道娘不是姐夫的母亲是岳母时，火气一下子消了下去，人家原谅了姐夫，姐夫从此再也没犯过类似的错误。如果当初让大姐知道这件事，根据大姐的脾气，她和姐夫闹翻天不说，那个家也非散不可了，不会像现在，大姐一家三年出了两个名牌大学生，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团团圆圆了。

兄弟姐妹相处，也有误会和不愉快的时候。记得娘在小妹家住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给她送两千块钱去，并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带着钱到了小妹家见到娘时，才知道娘要钱的原委。原来大姐曾向小妹借了一万块钱，由于那两年大姐家里经济拮据，家里又有两个上大学的儿子，于是就两千两千地还小妹的钱，谁知次数多了，两个人记混了，一个说还完了，一个说还有两千没还，虽然她们没吵没闹，一旁的娘看在眼里，放心不下，怕姐妹俩为了这点小事闹得不愉快。因为娘知道，她们都不是为了这两千块钱，都是为了面子，一时抹不开，杠上了。于是娘拿着这两千块钱交给小妹，说，“你姐想起来了，是有两千块钱没还，她当姐的，不好意思认输，让我把这两千块钱交给你”。见了大姐，娘又说：“那两千块钱你小妹想起来了，是还过了，她的脾气倔，不好意思说，让我告诉你一声。”

正是娘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兄弟姐妹都很孝顺。爹的身体不好，一年总要住上一次两次院，每次住院，我和弟弟都是挣着交住院费。有时为了怕引起误会，从不在妻子面前说实话，这倒不是我妻子和弟媳妇不孝顺，倒是怕引起误会。一个人站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尽相同，反正爹的病要治，钱要交，兄弟之间没必要丁是丁卯是卯地计较，大家都大度了，星星点点就不会挂在心上了。妻子和弟媳看我们兄弟俩挣着付钱，她们俩也挣着给爹买好吃的给爹买好穿的，一家人和和睦睦，融融洽洽。

有娘的地方，就有家在，就有故事发生。娘，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家。

回家

文/孔亮

一

爹回来了。

爹像极了刚从江湖恩怨情仇里被魔教追杀的丐帮汉子。他那一顶黑白相间又污浊粘稠的长发，很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般恢宏。

他是打出租到家门口的，门上大锁漆皮掉尽已是生锈的。回家路上碰到亲家，被扭进理发店把飘逸长发剃光，亮亮地，像刚入佛门。

爹是个大侠，手里拿着不知从哪个垃圾堆捡来的木棍，黑糊糊地，颇像打狗棍。打狗棍在江湖很有名气，在丐帮是圣物，他以棍柱地，很是威风。

大侠风范旁人是学不来的，就像谁也学不来爹那气势，是透着醺醺然异味，他穿着灰不溜秋地短袖，下身裤子也脏兮兮地，令人怯步。

大侠是孤傲的，爹也应是。像佛门弟子一样，被挡在已是破败不堪的老屋外。

老屋已不再是以往有亲情的家，倒像是阴冷冷的地窖，在这闷热夏日午后，透着一股凉。

老屋老了，屋顶或多或少长着那片青苔地也在没被后羿射完的日头下，吐着焦黄舌头。被黑漆覆盖着两扇木门，从中间咧着大嘴，似是讥笑门外那人。暑风在满是杂草乱花地院子里，打几个旋儿。又灌入木门嘴里，喷着爹残留着几捋长白胡须。

他点了根烟，有一口没一口吸着，很是心不在焉：院墙似是有些矮，厨房土柸东掉一块，西缺一片，透过缝隙，院内一览无余。老屋太破旧的，那窗户上薄薄几层报纸也被这热风吹烂，窗户上头，屋壁上青砖碎了一片。不过老屋与厢房间，那一处墙壁下歪歪斜斜写着：天地之位，还残留着住过人的踪迹。厨房里顶着大木头，似是支柱，看样子厨房是快塌陷的。以前那葡萄架已被一大片荒地取代。

爹淡淡看着，脸上看不见甚么表情，他任凭烟头在半空划过一道弧线，又被残忍地落在地上。在残烟还未散尽时候，一阵悉悉窣窣脚步声从过道深处传来。

过道并不宽，倒是很窄，午后的暑气很闷，斜斜日头晒着邻居白瓦瓦墙壁，又投下好大一片阴影。就在阴影不远，两个姐姐交谈着，冷眼闷声过来。

爹有些拘谨的，他很不自在咳了声，眼神满是惧色，他左顾右盼，游离着，舔了舔被热气熏的皱皱嘴皮。他咽了口唾沫，想要说话，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吞了回去。

大姐没说话，她冷冷看着爹一眼，又避了开去，这一避开，她眼角略微有些湿润。二姐拿着钥匙，利索着打开门锁，推开残破木门，便走进院内，她性子刚强，是刀子口豆腐心的。

老屋就在面前，在大姐二姐进门时候，爹也紧随其后，他身子大不如前，走路一拐一拐的，又慢腾腾地，他也老了，脸上皱纹很多。二姐顺手打开厢房门，一股霉气冲入鼻息，二姐咳嗽几声，拿着老屋里破扫帚，刷刷扫着已久不住人的老屋有些凹凸不平地上尘土。她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只闷声扫着。大姐拿着破桶去邻居家拎了桶水，将屋内擦拭一遍。

老屋空荡荡地，连床铺也没有，屋内线路也被拆去，那照明灯也省得，只能在木板上委屈一夜。爹轻叹口气，叹声很小，生怕儿女知道似的。他就拿着几件破衣，手里揣着二十块钱，浑身上下臭哄哄地。二姐扫完老屋，便转身离去。她头也不回，像见到陌生人那样，唯恐避之不及。爹怔了一怔，嘴上含糊着："霞……"那个"霞"才出口，二姐背影已消失在老屋外，隐隐约约脚步声证明着二姐刚刚离去。

爹无奈坐在地上，又拿着一根微皱的烟，大姐擦拭老屋太久，她直了下腰："你别再抽了，省点钱吧，多想想你儿子。"她那责备声音也没温度。爹迟疑一下，便将皱烟放入满是灰尘口袋。大姐终究也走了，她抛下那句："我一会就来给你送饭。"就急匆匆走了，就像老屋是有霉气的，生怕招惹上她。

爹静静坐在地上，他环顾老屋一遭，叹了口气，又伸手拿出微皱的烟。火柴嗤的一下燃将起来，顺着火苗迅速将尼古丁与烟纸包裹着，在爹紧一口慢一口吸声里，渐渐烧将灰烬。

二

午后斜阳渐渐沉入不远处那连绵西山顶上，傍晚暑气也是闷热的很，屋内黑乎乎地，爹点了根细蜡，把蜡油滴在木板上，轻轻一按，任凭细蜡在噼啪声中，渐渐小的。爹太热了，他不愿待在像蒸炉似的老屋内。他倚着热气未散的墙壁，抬头看着天上。从午后到傍晚，儿女们走后，老屋谁也没来，连跟爹有间隙的大舅舅也没上门。

其实爹是在娘病逝一年后，就突然卷着草席钱离家出走的，村人大多流言蜚语，说他有个相好的。至于他到底有没有相好或者为何跑路，儿女们还没问，他也懒得说些甚么，毕竟是见不得光的，

爹坐在院里，抽着已剩下不多的皱皱烟卷，心里想着："这次回来，就大干一场，到年底买几头猪，养大些就卖钱，娃儿也渐渐大的。"他又自言自语着："这次就不出去了，好好做人，不去外面混了，把钱攒着，娃儿大了，该娶媳妇的。"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轻轻踩灭，仰头看着已是如墨色一般的天上，熙熙攘攘挤着数也数不清的星星。那些星星眨着眼，像在天市赶集似的，如柳絮又若丝绸云裳缓缓流过。院内土蛙，联络着好大一片曲子。偶尔的，又被掠过一两颗贼星打乱。

噼啪声中，细蜡即将熄灭，像落泪似的。吱呀声中，木门开着，大姐端着稀饭咸菜馒头，她将稀饭放在木板上，爹想要拿着馒头，被大姐一顿说叨："你咋不洗手类？脏手吃了不干净。"爹怯懦着，步履蹒跚着走到水池，洗了洗手，他接过馒头，就听大姐说："你还知道回来啊。"爹怔了下，拿馒头的手也僵在半空。大姐没有再说甚么，她丢下一句："明天我来拿碗，你吃完就别洗了。"就出了老屋。

爹迟疑着，他看着手上馒头，又看着木板上那一大碗稀饭以及咸菜，放在嘴里慢慢嚼着。馒头软软的，好像刚溜过，稀饭也热乎乎的。爹坐在木板上，他饿极了。

二姐是紧随着大姐脚步过来的。她夫家还算富裕，是米粥馒头以及炒白菜。二姐对爹当年出走多少有些不满以及恨意，她看着坐在木板上狼吞虎咽的爹，眼角渐渐有些湿润，大姐白天在她家商量怎么赡养时，叹着说得那句："毕竟是个爹。"在心里久久回荡……

高粱面蛋糕

母亲70大寿那天，窗外飘起了零零碎碎的雪。

非常的日子，亲朋好友来了一堆，只有远在锦州的大姐病了，来不了。

宴席开始，大家一个一个起身祝福老人家，每个人都喝了好多酒。我望着母亲，她一直在点头微笑，眼睛却不时往门外瞄。

不想酒过三巡，大姐竟披着一身雪花闯了进来，把大家感动得一个劲让座让酒让菜。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打开大姐带来的鼓鼓囊囊的大袋子：里面竟然是一个被挤扁了的高粱面做的生日蛋糕！

我看到一汪老泪噙在母亲眼里，她用裸露青筋的手颤颤地接过蛋糕，仔细地端详着，像是在看一个婴儿。

大姐讲了一件让我们感慨不已的往事。

小时候家里穷，只有很粗的玉米面可以吃。有一次姐姐过生日，母亲提前准备了好多天，用仅有的一点高粱面、花生、糖、做了一个漂亮的生日蛋糕，姐姐喜欢的要命，不舍得吃，后来发霉坏掉了。姐姐捧着蛋糕哭红了眼。以后每年过生日，母亲都会送给姐姐一个特殊的蛋糕。

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里母亲和姐姐不停地扯这扯那，母亲那沙哑的笑声让我无法平静。或许大姐的到来让母亲格外开心，或许那个被挤扁的高粱面蛋糕唤起她往昔抹不掉的记忆。

母亲那晚说了好多好多的话。

灯静静地亮着，映着我不眠的夜晚。

毛毛小屋

文/樊桂珍

我这里讲的毛毛小屋，可不是深山老林里的茅草屋，它是坐落在大西路上的一家商铺。

毛毛小屋的主人是毛毛大姐，她是一位侨妈妈。与人相处时，她是位大气、豁达的人，做事时，又是位一丝不苟的人。她是我们侨妈妈心目中的网络达人，也是我的师父。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毛毛大姐为了教侨妈妈们学吹葫芦丝、做丝网花，将自家的商铺整理出来，配上桌椅、曲谱架，让大家在室内吹奏。毛毛小屋从那时起，就成了侨妈妈们相互学习交流的娱乐活动中心，有人戏称“国际俱乐部”，因为来这里活动的侨妈妈们的子女遍布世界各地。

我学做丝网花也是在毛毛小屋。那天天气很冷，我来到毛毛小屋，没想到一进门，里面洋溢着春天般的温暖，只见毛毛大姐手把手不厌其烦地教侨妈妈们做丝网花。许多侨妈妈在毛毛小屋跟着毛毛大姐学会了吹葫芦丝、丝网花制作，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学英语，互相学习陪伴，开开心心地过着每一天。

后来知道，每次组织丝网花制作都离不开润州区侨联主席田冰的关注和关心，他见毛毛大姐能够制作精美的丝网花，就私下商议由侨联出资购买材料，让毛毛大姐组织大家学习。后来学习丝网花的人越来越多，做出的花卉也越来越漂亮、逼真。于是，田主席就组织我们走进学校、社区和幼儿园去义务教学。

毛毛小屋里有位令人尊敬的大哥，他是毛毛大姐的爱人。平时他沉默寡言，做起饭菜来无人不夸。大家常聚在毛毛小屋，自购食材，互相分享可口的饭菜，胜似亲人般的融洽。

不久前，有两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侨妈妈过生日，为了这样的缘分，毛毛小屋里举办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生日会。筹划人自然少不了毛毛大姐，早在活动开始的半个月前，毛毛大姐就开始准备，从室内布置到整个生日会的节目安排、餐饮食品等，一一设计，亲力亲为，当两位寿星看见如此温馨的场景，激动地眼含热泪，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生日。站在一旁的我，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整个生日会，经过毛毛大姐的精心策划和安排，紧紧有条，让参加活动的侨妈妈们完全沉浸在幸福快乐之中。

毛毛小屋就像一本书，当你不经意地打开时，就会看到一个个充满爱意的故事。这里已成了侨妈妈们爱的港湾，她们不再因为子女在海外而感到寂寞和孤独。田冰主席也常常来到小屋和我们聊天，倾听我们的声音，征求组织活动的建议和意见。因此，我们每一次的活动都是那么的开心。

时间在变，毛毛小屋的情怀没变。这里有快乐，这里有笑声，这里留下了永恒的侨家记忆。

钟点工

文/蔡勇

小区里来了一个打扫卫生的钟点工，40来岁，每小时收费30元。那些上了岁数、子女又不在身边的人就把她请到家中打扫卫生，清除陈年积垢。

小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房子，我又是个不善于做家务的人，厨房里的油污厚得老鼠都不敢乱跑——怕被粘住。听那些请过钟点工的人说，钟点工的活儿做得地道，不留死角，哪里都给你清洁得干干净净，我也就把那位钟点工请到了家中。

钟点工一进门就跟我来个先说后不乱：“大姐，我是按小时收费，如果不满一小时也要按一小时算，你同不同意？”

我忙着接听一个电话，没把她的话往心里去：“你干吧，干完我就给钱。”

打完电话，我一边看她做清洁一边与她闲话，得知她家在一百多里外的乡下，听城里亲戚说，打扫清洁的钟点工在年前特别走俏，她就来了。

“不怕你笑话，大姐，我这人啥子都做不来，只有下傻力气。本来要过年了，应该在屋头忙事，但屋头缺钱用，我只有把屋头先放到，出来找点现钱过年用。”她说话大声粗气的。

她嘴上说着话，手脚却未停，动作快速利索，就连爬高放凳子也很精准，就放一下，根本没必要挪第二下，而且她的动作很大，丰满身子随动作尽量舒展，在一张一弛中显出一种劳动的美感。

手机铃响，是一个快递到了，我急忙下楼，先验货，后签单，往楼上走时突然心里一惊：我怎么把钟点工一人留在家里了？我慌忙跑上楼，见妇女依然在认真做清洁，看不出一点慌张的样子。我不放心，去几个房间仔细查看，没发现被人动过的迹象，这才放下心来，反倒为自己的多疑感到一丝羞愧，看到钟点工身材和自己差不多，于是找出几件冬衣送给她。

她很惊喜，谦让一番后收下了：“谢谢大姐，这么好的衣服，我是看得起买不起的。”

手机又响了，父亲说母亲病了，要我过去一下。我见家中已经清洁得差不多了，就叫钟点工停手，她看一下时间说：“两小时又10分钟，90块钱。”

10分钟就要收30块？我嫌贵，她拿话堵我：“刚才不是说好了的吗？”我噎得够呛，但不能争，一争我就掉价了，我只好给了她90块钱，心里却鼠肚鸡肠地想，早知你这么贪财，那些衣服我就不送给你了。

到父母家说起此事，母亲也说这妇人太贪心了。

翌日上午，我正在家中睡懒觉，有人敲门，极不情愿地去开门，竟是昨天那位钟点工。

没等我想好问话，妇女从衣兜中掏出几张百元大钞：“大姐，我在你送给我的衣服包包中发现了500块钱，想到肯定是你搞忘了的，所以今天专门给你送过来了。”

我惊讶复惊讶，正在想措辞，她风风火火地走了。

我傻站在那里，感到自己正一寸一寸矮下去。

织补大师

文/王晓

男人的新T恤，早上穿出去，晚上回来时，后背上有个绿豆大的洞。棉针织的衣服，三百多块买的，后背破了这么一个洞，还怎么穿出去？

记得步行街有个织补摊子的，也见过有人送衣服去那里补。我带着洗干净的衣服去试试，看能不能修好。果然，织补大姐还守在摊子那儿。平日里，我没有精致高档的衣服，无需和这个行当打交道，只当街景一样看过。靠近大姐，才发现她肤色黑得发亮，应该是这个巷子的风野，女人哪经得住四季吹。

拿出男人的T恤，翻到破洞处，问大姐，这个能不能补。自然是能的。不放心又追一句：“洞在后背开阔处，又是浅色的，补了有痕可就丑死了。我对织补没把握。”大姐指指身后悬在高处的“精工织补”牌子，让我放心。开始问价了。这么一点大的破洞，竟然要四十五元，着实吓我一跳，一件衣服的六分之一去了，下手太狠了吧。

我有点不舒服，觉得织补大姐拿捏我。如果不舍这四十五元，那么，这几百元的T恤就是一块破抹布。只有补！大姐说可以明天来拿的，正好没事，就当花四十五元看一场织补秀。我很想知道绿豆大的破洞补好，如何就需要几斤猪肉钱。

大姐先用一个小号的绣花绷，将破洞处绷紧。又用细针从T恤下摆招边的里面挑出一根线，又挑出一根线，来回挑了五六根，这就是织补备线。难怪我问她能不能找到与T恤一模一样的线，她说保证一个颜色，奥妙原来在这里。备好了线，大姐眼睛凑在一个带放大镜的架子上，借助放大镜，分辨破洞周边的经纬线，按照纹路，来回织补，针脚伸得长，在破洞周围一寸左右，想必为抓牢，经得住拉拽。从衣服招边处抽出的线细如发丝，又是二次利用，大姐在送针拉线时都悠着劲，不敢太用力。

大姐一直专注织补，想问问她从什么地方来，又怎么在我们这个地方站脚，一个月收入多少，这个摊位城管收不收管理费等，无奈人家根本无暇顾及，那样的姿态，坐禅入定般，一坐一个多小时。我就坐在对面的小凳上看。针线筐边上有个名片盒，拿起一张来看，上面写着：“织补大师王翠香，有刺绣厂和沿海城市大型制衣厂工作经历，专业织补羊绒衫、羊毛衫、真丝衣物、羽绒服等，”末了还有联系电话。与其他名片还有个不同之处，上面有她自个的真人照片，笑容明亮，可亲可信。

在我等衣服的当儿，来来回回也有五六个人拿着衣物来织补，有新牛仔裤，有真丝裙子，也有貂绒……都是扔了可惜，不补又不能穿。粗略算一下，等人的时间，织补大师王翠香接下来的业务，手工费大概有四五百块。

一张小板凳，一个针线盒，一堆衣服，一年四季安静地坐在那里，埋头飞针走线，有人戏称她为织女。蛮好听的，就是不晓得牛郎在何方。还是从忙里偷闲中了解了一些信息：她是湖南人，在东北学的织补手艺，跟老乡们到南京谋生活，大城市竞争太激烈，生活成本又太高，偶然的机会来了这里，靠技术站住脚，靠脸熟回头客多，就舍不得走了。牛郎和娃娃们都在老家，她挣的钱大多汇回去，盖房，供娃娃们上学。再苦几年，娃娃们能自食其力她就解放了。

大姐说，拿到她这来修补的衣裳，要么是上档次的，要么是心爱之物，都是要花心思的。我点头，还惦记着一直没弄明白的收费标准，大姐憨憨一笑，根据织补大概需要的时间来定，不好明码标价，但也绝不会欺负人。我的小气被大姐看出来。

也许手中的物件将要修补完工，大姐的紧张有所松弛，话也多了起来。大姐说织补不像家里打补丁，一块布贴在破洞外面，补上就成。织补要根据衣裳本身的纹路，细针细线在破洞周边重织经纬。大姐的话，有点专业性，我似懂非懂。不过她将织补好的T恤往我面前一摊的瞬间，我怔住了。怎么看都看不出这衣服曾经破过洞，完全是刚买回来的样子。真是太神奇了！

在我的惊叹声中，大姐露出了自信的笑容。靠技术方便别人，养活家人，织补大姐的幸福稳稳的。连忙掏出五十元奉上，大姐要找零，我赶紧摇手，告诉她不用找钱，那五元专门表达我对她劳动的尊敬。

梦里

文/杨汶鹭

三姨煮了一大锅“腊八粥”。在平房用她家的大铁锅，慢火熬的。连着几年都是王姨熬腊八粥，再邀各位居士去吃。今年王姨父去上海手术。三姨则自告奋勇接替王姨继续熬粥，为众居士服务。

我妈也去了。回来的时候，大包小包的拿着三姨给我们每家盛了一碗腊八粥。妈说这粥用十一种米和豆，还有各种干果熬成的，可费功夫了。一种东西倒锅里都需烧个开，然后还得一直搅动，怕粘锅。慢慢地熬，熬出它的香浓来。

又给我妈拿的胡萝卜，捞的酸菜。

最后，我妈从包里掏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的像中药。妈问大姐和我弟认不认识这是什么。

大姐拿着袋子，仔细地观看了半天：“不认识。”

我弟打开袋子，在里面扒拉来扒拉去的，然后告诉我妈是“太子参”和“灵芝片。”

我妈和我大姐瞪圆了双眼，想不到我弟能认识这么高大上的东西。

我弟把塑料袋举到大姐跟前，说：“大姐，你要不认识，我都瞧不起你。”

大姐说，我真不认识。

我弟指着里面，说：“你好好看看。”

大姐一看，忍不住笑了。

俺三姨在每一个小袋里都放了张小纸条，分别写着“太子参”、“灵芝片。”

早起，妈熬的小米粥，里面放了不少东西，有红枣、桂圆、枸杞，还有——这是什么东西，一小段像木头似的，又有股土腥味。

俺爸说，那是参，就是太子参喽。

我夹起那段太子参，对大姐说：“你猜猜，我吃了太子参，能不能变成太子妃。”

小楚翻愣着眼睛，说：“你可真有想法。”

有想法多好，要不我去哼唱“甜蜜蜜”了。

在梦里，梦里……

踩灯

文/龙登玖

在我老家，亲人去世都要做法事。如果亡者是位母亲，法事里又要格外增加一项内容，叫作“踩灯”。母亲比较特殊，她在生儿育女的过程当中付出了特别的代价。这项法事，实质上就是要让人们追思母亲的苦楚，怀念母亲的恩情，铭记母亲的伟大。

“踩灯”都是在出殡之前的头一天晚上进行，因它特别契合人们的感情，看的人最多。所谓“踩灯”，其实就是在灵堂中间摆上一个盆子，盆子里面放一盏灯，阴阳先生吟诵“母亲”的功德，孝男孝女则围着盆子不停地转圈，聆听先生从头到尾一一分剖。在这一刻，母亲的伟大彰显了出来，也无形中将痛失母亲的悲哀气氛推向高潮，亲人们往往哭成一团，旁边的听众也跟着流泪，场面甚是震撼人心。

前不久大姐不幸病逝，我又目睹了“踩灯”的场景。那天晚上七八点钟，人们吃了酒席，都在等着看“踩灯”仪式。一切准备就绪，只见阴阳先生手摇铜铃，口中念念有词，“踩灯”开始了。先生从母亲生下你的那一刻讲起，一直讲到把你养大成人，声音悦耳而又哀婉。其大意是说：

母亲为了我们，一生操碎了心。生下你时，尿片一天要洗几遍；当你哭闹，半夜三更还得起来哄抱。夏天怕你热，冬天怕你冷，更怕你生病。小的时候，担心你爬岩跌坎；等上了学，又担心你被人欺凌。长到十四五岁，怕你在外惹是生非；及至弱冠，则担心你讨不到老婆。

他又吟道：“江水泱泱，云山苍苍。慈母之德，山高水长。慈母之德，似水长啊，难酬难忘……”忽然，只听“呀”的一声，角落里一个妇人在大放悲声。她边哭边诉，应和着那先生，将大姐这一生中所受的苦，所遭的罪，一一数来。她这一哭，孝男孝媳顿时纷纷掉泪，那些大大小小的孙儿孙女也哇哇大哭，而围观的亲友，也忍不住一个个润湿了双眼。

那人是三姐，平时感情丰富。她的哭诉勾起了我对大姐的回忆，点点滴滴，一时间都涌上了心头。想想大姐这辈子的确不易，我虽是个大男人，鼻子里也不禁酸酸的。

在我们一胞六姊妹当中，大姐排行第二。她从小就有气喘的病，累不得。出嫁后，先后生了四个儿子。常言道“儿多母苦”，加上本来又身体不好，这就更加受罪。为了把一群孩子拉扯大，她天还没亮就出门，黑了还在坡上。虽然有病在身，但再病也还得干，要不然，怎样养活这么多孩子？长期的含辛茹苦，使得她的气喘病更甚，常常里把路都要歇上四五回。多少年来，她一直是靠药物养着，药一停，马上就会病情加重。

近年，各地生活渐好，就在我们农村，也已不愁吃穿。再说，四个儿子都已长大，有的还成了家，有了孙子。按说，大姐可以享享清福了。可是，做父母的就是这样，永远得不了闲，东家喊去带儿，西家又喊去带女，带了这家带那家，带大了一个又来一个。如此折腾，旧病未愈又添了新病，患了胃溃疡。三番几次到医院住院，备受折磨不说，还医不好。前段时间来凯里治疗，几个外甥凑了不少钱，企望能在大医院里有什么奇迹发生。可恨的是，钱花了却不见效果，回去没多久，最终撒手人寰。正是：

世上痛无救母药；

灵前哭煞断肠人。

岁月留香

闲书，音乐，煲电话，电视，逛街，半年来的业余生活大抵如此。门外的热闹与精彩，于我，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没有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流，日子不绚烂，亦能栩栩如蝶，蘧然如周。在自己的喜欢的世界里，是安然的。

那个黄昏，读完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我倚窗做起了长梦，明知早过做梦的年岁。万水千山，古道悬崖，梦里依稀，我跋涉到了因她而爱上的沙海。置身于沙漠腹地举目四望，品味着沙漠的雄浑和细腻，澎湃的心潮，如沙浪此起彼伏。踽步前行，任西下的阳光把人和沙都染成了瑰丽的玫红色。

沉醉梦里不得复出，直至暮色四合，直至有熟悉的旋律打断我的梦境。

是罗大佑的《童年》。

梦里才出来，又在音乐勾起的往事中微醺。

花般的年纪，艳羡着大姐穿着高跟皮鞋走起路来的弱柳扶风的情致，亦希望自己一夜之间就长到大姐的年纪，赚很多很多的的钱，买回一双双漂亮可心的高跟鞋。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里，我倏地蹿到大姐的高度；然后，脚着属于自己的高跟皮鞋，“咯吱咯吱”地穿街过巷。早晨醒来，窥镜，希望落空，我还是小小瘦瘦的我。某个午后，趁大姐不注意，偷偷地拿出她放在床底下的高跟鞋，拖着空了一截的鞋子在伙伴中间跑来跑去地炫耀。待好奇心和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提着鞋子赤脚跑回家，又偷偷地把大姐的鞋子放回原处。

日子渐行渐远，人长大了，亦有了买回一双双高跟鞋的能力，反而与高跟鞋无缘了，一双亦不曾有过。没有了好奇，没有了艳羡，没有了虚荣。只有，只有芬芳充溢着生命。

“妈咪呀，你做梦发呆啊？这么久才接我的电话啊！”宝贝女儿的来电打断了我的回忆，她的一句“做梦发呆”逗得我哈哈大笑。知母莫若女。

和她聊，她一说学习我就岔开。到了大学，忙学生会，忙社团，忙学习，比高三还忙，着实让我心疼。要她轻松快乐，与她就聊服饰。聊服饰的搭配，聊我给她买的帽子，聊我寄给她的毛皮鞋、雪地靴……最后，说我新买的羽绒服。

我买了两件过膝到小腿的羽绒服，一件黑色，一件紫红。宝贝要我寄黑色的给她，我穿紫红。

“我要你穿鲜艳的颜色，有活力显年轻！”这是宝贝的理由。

“你（我）穿黑的在学校要耐脏些。”我们母女几乎异口同声。宝贝笑声成韵：“嘿，老爸也是这么说的！”

几多不舍，亦得挂了电话。临近期末，我不能耽误宝贝太多的时间。虽然，我不愿看到她的忙碌。但我更不愿意看到她的不开心。因为热爱，所以她快乐。

宝贝忙她的了，先生归家的脚步已近，我浸在电视里，是安徽台的《亚洲时尚盛典》，好看。好看的还有周末的《天天向上》，《女人如歌》，我都不曾落下过。

现世里，就这样过吧。酸甜苦辣交替的日子里，尽量，尽量，留下岁月的醇香。回味，让舌尖能泛起微微的甜。

黑夜游动的火把

文/黄孝纪

三月的春夜黑得真像一面锅底。水田犁耙过了，蓄着一层清清的浅水，阡陌交错，白天看来，宛如一面面连缀着的光亮镜子。插早稻已然临近，在这个时节的漆黑的夜晚，吃过夜饭之后，常有照泥鳅的青壮年男子，腰扎鱼篓，一手提着松柴灯笼，一手握着长柄的泥鳅叉子，在村前阔大的水田间缓缓游移。灯笼的松柴熊熊地燃烧，滴着油脂，火光通红，在无边夜幕的背景下，如豆，如星。

我家的楼上，也有这样的灯笼和叉子，铁锈斑斑。这是父亲曾经用过的工具。父亲在青壮年的岁月里，也是一个喜爱照泥鳅的人。父亲成家迟，近40岁才生我的大姐，56岁生下我。因此，在我的童年里，父亲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不再照泥鳅，我也不曾有过亲自提着灯笼在春夜里照泥鳅的经历，只是远远地看着黑夜里游荡的灯笼，充满羡慕。

父亲曾是照泥鳅的好手，尤其是在我大姐童年的时候。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平素的日子，总要设法捉一些鱼虾泥蛙团鱼之类的荤腥，做我大姐碗里的菜肴。父亲左脚的大脚趾，就是在一次春夜里赤脚照泥鳅时，据说是踩着了蛇骨头，中了毒，之后红肿溃烂，无法行走，整整在床上坐了几个月，连脚趾骨头都烂掉了一大块。那段时间，母亲又忙又愁。忙着白天的农活，全家的一日三餐，父亲的护理。愁着父亲的病痛，愁着无钱又无药。为让父亲打发无聊的日子，母亲将上一年收的地里的棉花拿出了，要父亲每日里剥棉花籽。当年，经父亲一双手去籽的棉花足足弹了两床棉被。父亲脚趾好了后，严重变形。

大姐18岁就出嫁了，大姐夫是我父亲相中的，住河对面的小村，为人忠厚老实，当过兵，后来转业做了铁路工人，火车司机。过年的时候，大姐夫探亲回家，到夜里，常过河来我家里喝酒吃饭，有时同我大姐外甥一起过来，有时就单独他一人。大姐夫可称得上是我父亲喝酒的知音，谈谈讲讲，细酌慢咽，自家酿造的红薯土酒，在炉火上热了一砂罐又一砂罐，菜也是凉了又热一热，往往要喝到夜深方罢，灶里的煤炭火渐成灰烬，灯盏芯开着了红星子的灯花。

一条石板路，一座石板桥，就把两个村子连接起来，中间相隔就一两里路。只是在严冬漆黑的深夜，伸手不见拳，独自走在村外，却也阴森可怖。何况，石板桥头两侧河岸，是村人去世后烧遗物床铺的地方，一滩方形的黑灰，常常要数月才消去踪迹，每每见了，心里难免发毛。而谈仙说鬼，也是村人日常的话题。由是，每逢喝酒夜深，大姐和姐夫必要母亲相送。

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已经从楼上拿了几根长长的葵花秆子或烟秆下来，点上火。

葵花秆子和烟秆是村里每户人家必备的照明燃料。夏秋时节，烤烟田里的烟秆顶端开着红白的喇叭花，烟叶收获了最后一茬，砍下青色的烟秆子，一根一根，浸泡在稻田的水稻植株之间，沤烂表皮和内心。多日后，收了，清洗，晒干，一捆一捆绑扎，堆放家中。深秋里砍了葵花秆子，也是如法炮制。

母亲拿着烟秆，走在前面，有时我也一道相送。大姐姐抱着外甥，姐夫拿着烟秆，随后跟着。一前一后两只火把，火光熊熊，在呜呜呼叫的寒风里，不时掉落绯红的余烬。村庄寂静空落，石板路上只有我们急促的脚步声，零碎的说话声。光晕随着脚步推进，推开前面厚重的夜色。

送至石桥边，母亲接火又点燃了新的烟秆，火把更加明亮。大姐姐夫拿了火把走向石桥，在河面投下火光的红影。我们站定，目送他们过了桥，融进无边的漆黑里。一火游动，绕过水田和溪水，上了高坎，直到对面的小村口。如豆的火把停住了，黑夜里传来姐夫的喊声：“你们回去吧！”

转过身，我走在前面，母亲举着烟秆火把跟着。

寒风呼呼刮着，火把游动。

回想母亲

文/兰草ygl

自从下乡插队离开家接触社会，有了一些人生感悟，便陆陆续续写下了一些有关人生经历以及家人的文字，想起来还从未为母亲写点什么。

一

母亲于我已经是很遥远了。70年代中期，我从农村插队回来刚参加工作不久母亲就病了。那天，我亲眼看见母亲忙家务，在屋子里走着走着就一下子瘫倒了。我赶紧扶起她，可她半身子已不听使唤，大夫说是患了脑血栓。打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隔三差五骑车跑很远很远的路，到城郊的一个很大的国企药厂为母亲去买药，因为那里的药价按现在的说法叫直销，比医院要便宜很多。我去的时候带一个大袋子，装上那些买来的大瓶静脉注射液，挂在自行车车把上，小心翼翼地赶路。后来母亲能走路了，生活可以自理了，可一只胳膊一条腿还是拖拖拉拉地不是很灵活。

两年后，母亲旧病复发，就再也没醒过来。那是一个冬季的晚上，我下班回来，母亲已做好饭菜，父亲、母亲和我，一家三口人围在小桌前吃饭。母亲突然歪倒在我身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口里还吐着白沫。当时我还以为母亲吃得不当，被食物给噎着了，赶紧跑到邻居家，找那位在医院当护士的姐姐，她一看母亲的症状，认为与吃饭无关，推翻了我的判断。我和父亲赶紧用车推母亲去医院。

记得那天天气很冷，母亲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一位中年男大夫见母亲的手脚没有任何感应，就让两护士将母亲绻成团状，用一根很粗的针管，伸进腰脊髓部作穿刺化验，我看见从腰髓里流淌出来的液体不是白色，而是近于红色的。大夫说是患者了脑溢血，需住院治疗。父亲听力不好，他看护着母亲，我楼上楼下不停地跑，为母亲办理入院的各种手续，又骑车跑回家拿来住院所需的简单的生活用品。忙完了已是深夜。我不知疲倦地坐在母亲病床前，看着一瓶瓶药液一滴滴融进她的血液里，可她还是一直沉沉地昏睡，喘着粗气，不省人事，面部一点表情都没有。

第二天，我实在沉不住气去找大夫，问母亲什么时候才能苏醒，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当时的情景我还清楚的记得，大夫看我一眼，说“回去准备后事”吧！他说话的神态很轻松，我感觉却像霜一样地降落下来，重重地冷冷地落在我心头，从心里往外涌出的寒冷，让我说不出话来。没办法我又骑车跑来跑去，为母亲买来寿衣。母亲就这样眼没睁一下，话没说一句，永远地睡过去了。我哭着为母亲梳梳头，尽了最后一次孝心。

后来母亲被抬到那临街的红砖砌成的太平间，说实在的当时我没敢走进去，听说太平间里放着好几具尸体，为此好长一段时间上下班我都绕开那条街路，是丧失亲人的痛苦，还是对死亡的恐惧，那种复杂的心理困惑和挣扎我说不清楚。母亲去世给我的感觉有点不能自控，那时我还很年轻，说年轻不仅仅是年龄，主要是阅历中还没有亲人死与别的体验。我目睹了她离开这个世界特别急促，让亲人方寸大乱而自己没有知觉的痛苦。

二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辈子操持家务，没有迈出家的门槛。从我记事起，她在我心中的就是高高的瘦瘦的模样，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直到现在一些朋友说我是不是有什么秘诀，为什么能吃而不胖？我认为还是母亲遗传基因的缘故。

母亲很爱干净，是个闲不住的人。有空就这擦擦那洗洗。我参加工作后，有时早晨着急走脱下的衣服，晚上回来都洗干净了。虽然母亲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但为人为事很敞亮，一家人靠父亲一个人工资收入，生活自然很拮据，有时乡下来人，家里有点什么好吃好用的东西，她都翻出来，拿出一部分送他们，一点都不吝啬，她是把心捧给别人看的那种人。

过去家庭出身是个很敏感的问题，或许正因为如此，很少听母亲提起她的过去。但我知道，母亲出身地主家庭，小时读过私书，学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听过她不经意间叨咕过《三字经》，还见她写过很漂亮的毛笔字。记得二姐上中学读书时写毛笔字作业，母亲还帮她纠正，给她作示范，教她临模。随着光阴的流逝，后来她那点汉字记忆已大大打折扣了。文革期间，我家往的是红砖平房，常听见她在院子里自己读报纸，总是把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读成面红面红的红太阳，把林彪读成林虎。我当时很紧张，生怕她惹出什么样乱子。因为那时，一大帮红卫兵闯进隔壁邻居家，将打倒反革命分子的标语和大字报从邻居家一直贴到我们家的院子里。

三

母亲生育几个孩子就有几份力量来牵扯她的心。母爱对于母亲来说，是欣慰之源，幸福之源，也是苍老之源，痛苦之源。母亲性格很内向，平日话语不多。她养育我们四个子女，对每个人的爱的方式不尽相同，喜欢将这种爱的情感藏在心里。

大姐在我刚懂事时就去外地读书，后来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母亲对她的爱，我觉得有一种母女相距遥远的惦记和思念在里面。姐夫是军人，与姐姐常年分居两地生活。大姐临产时，我陪母亲去北京照料她。那时我还在读小学，和母亲一样，都是第一次坐这么远程的火车，我很是兴奋，一天一夜的时间，困了就趴在小桌上睡一会儿，睁开眼睛就盯着窗外的风景。母亲更多的时候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想着自己的心事。

正逢文革期间，学校课程不紧，我在那儿呆了一个月，买了张北京市地图和月票，每天除了上街负责采买吃和用的东西外，就是到处逛风景，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北京高高的城墙、壮观的古楼、青瓦民居，当年那幅城市轮廓图还一直留在记忆里。似乎少年时认识了北京，北京就永远刻上少年的痕迹，抹也抹不去。

姐夫休假那些天，带着我和母亲去故宫、景山、北海等几个公园，看不出母亲有更多的愉悦的表情，似乎她的心事根本没放在这里。后来我一个人坐火车回家继续上学读书。母亲毕竟未曾长时间离开过家出过远门，心里总是放不下那个操持了一辈子的家。可看到大姐一个人又要工作、又带孩子太辛苦，左右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走不开，又呆不住，便和姐姐商量将孩子从北京带回家去照看。

记得那是临近过年的一天，母亲和大姐带着不足百天的孩子从北京回来，事先也没告之家里。好在北山火车站离家不远，大姐抱着孩子，母亲拎着包裹，三代人一起回来，一家人都特别高兴。记得母亲笑着指着脚下大姐为她新买的当时很时髦的北京棉鞋，说这段路太滑，摔了两个跟头，好在母亲人瘦体轻没啥伤害。

过完年，大姐的假期到了，动身回北京那天，母亲放不下大姐，大姐舍不得孩子，两人哭成一团。我当时还小，一点也不理解她们，不懂得她们为什么还会为此流眼泪。在我眼看里，北京就像人间天堂，大姐在那工作生活，是多幸福的事，母亲还有什么可惦记的呢？大姐把孩子放在母亲这照看，既省心又省事，还有什么不放心之处？我直到我也做了母亲，特别是送孩子远渡从洋去英国深造时，才真正地从心底理解这种世界上似乎只有女人、只有母亲才能有的感受和情怀。

母亲对哥哥那种执着的爱，我认为有一种偏爱的成份。我们四个孩子，就哥哥一个男孩儿。哥哥孝顺父母，经常利用星期天或是节假日，骑着自行车从城市的东边赶到西头，回家看看，说上几句话，或是吃点母亲做的便饭，就又骑车回去了。母亲要是一段时间看不到哥哥的面，就会坐立不安，东询西问，有时还会偷偷落泪。那时虽住在是同一个城市，没有电话，见不着面联系，起来也很困难。

文革期间，我家住在北山公园附近，造反派在山上支起了高射炮，虽然哥哥没参加任何派糸，母亲还是无名地惦记他，甚至有点神经质。有一天，她拉着我到离家不远的三轮车行，非让我和她一起坐车去看哥哥。没办法我只好哏她一起，直径找到哥哥的单位，好在哥哥在那当个小头目，一提名字门卫都知道。哥哥听说母亲来找他，急急忙忙地跑出来，以为家里在发生了什么事，可母亲说就是想来看看他，弄得哥哥哭笑不得。

就是这些索索碎碎点点滴滴丝丝缕缕的往事，让母亲在我心中的记忆，变得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但却温暖而又绵延。

被冷淡的甄嬛

文/雪魂蝶舞

清闲了差不多一周时间，等待问题档案的研判，上周四下午又重新忙碌起来，所有档案重新再翻一遍。这，与领导无关，而是省劳资与组织部对某项日期的确定标准起了冲突，历史上，判定的标准一改再改，那么下面的企事业单位组织部门唯有服从。就我个人的观点，有些评判标准是有失公平的，不够客观。

我们查出了很多问题，两位科长审查完毕，筛选出来的部位档案由相关厂领导上会研判。

工作之余，先后给老太太打了几次电话，我再次提出来周末全家聚聚，我们请客。老太太扔给我的还是那两个字，“不去！”同时给大姐打电话，聚餐，她不去。大姐的答复是，“跟我说没用，又不是我请客，不去就不去呗。”大姐与我商量，实在不行，外甥女带两个弟弟妹妹玩一天，请弟弟妹妹吃顿饭。我没答应，实在不行，我们姊妹仨带着孩子们单独聚聚。最终未果，原因，周天，如果大姐与小妹玩失踪，老太太肯定会猜到与我在一起，她会更生气。

老太太不是给个台阶就下的主儿，连自己的亲生闺女都容不下，她还能容得下谁呢？

我挺愁，让丫头给我出主意，丫头直摇头，“唉，解铃还须系铃人，姥姥的事儿，我办不了！你呀，就是那个被冷淡的甄嬛，尚需皇上回心转意才行！”让丫头给她姥姥打电话，或者自己回去一趟，丫头不肯，她不喜欢老太太。

又下雨了，今年的秋雨格外的多，上午还艳阳高照，中午竟然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就如老太太的脾气，摸不准她的节奏，你不知道何时晴天何时下雨，何时高兴何时不高兴，让你防不胜防。有道是，秋雨绵绵无绝期，一场秋雨一场寒。

不要拒绝回报的心

文/刘代领

西班牙诗人李·夏普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他小时侯跟父亲到一位老人的铁匠铺修理耙子和锄头，他父亲付给老人报酬时，老人说：“不用了，这一类小活我从不收费的。”但他父亲执意要付给老人维修费。“年轻人，”老铁匠对他父亲说，“难道你就不能让一位老人，时不时舒展一下他的灵魂？”

在被那老铁匠触动人心的话语感动之余，我想起了我的亲身经历——

那时，我租住的院子里搬来一位卖水果的中年妇女，每天推着三轮车在街道上摆摊。

同在一个院子里住，面熟，其实并没说过话。那天周末，我在房子里看书，她让我帮忙把一米见方的、摆放着水果的木板抬到三轮车上。摆放着水果的木板确实如她说的很重，一个人搬不上去。

她满含感激地对我说：“大兄弟，谢谢你了，吃个苹果吧。”我连忙摆手说：“不客气、不客气，举手之劳的一点小事么。”

就这样，我们算是有了第一次交往。从此，我们见了面总会打个招呼，无非说些客套话：“刚下班啊”、“今天生意还好吧”、“吃饭了吗”等等。

据她说，她在外打工是为供孩子读书，她大多是夜里去批发水果，回来的时候已是五六点钟，我看她一个人挺不容易的。后来，帮她的时候也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大多是我周末在家的时候，她叫我：“帮个忙吧大兄弟，帮我把水果抬上车”、“大兄弟帮我把车子推出门外吧”。她每次都是说谢谢，让我吃她的水果。而我每次都是婉言谢绝，我心里想，能帮就帮了，我哪能吃你的东西呢，能帮一下别人，我的心里还很愉悦呢。

后来再帮她时，她让我吃水果的热情更大了：“大兄弟，给大姐帮了那么多忙，吃个苹果、橘子有什么，一直让你帮忙，我心里还真不好意思呢。”有几次她把水果递到我手里，我都放回到她的车子上。她就对我说：“你看你太客气了，你不吃，大姐还真有些过意不去呢。”

有一次，我帮她把车子推出大门外，上坡的时候，苹果、橘子掉落了十多个，我帮她捡了起来。她这次递给我两个又红又大的苹果，我不接，她径直把苹果送到我的房子里，说：“你太客气了，你不接过去，就看不起大姐。”说真的，我对她的帮助是不图回报的，我还是不要，她就放到我的桌子上。

第二天，我说她的苹果挺好吃的，算是对她表示谢意，还说需要帮忙就说一声，一个院子住不必客气的。她听了很高兴，满脸的微笑，显得很是舒畅：“你吃几个水果，大姐也赔不了，再说，大姐心里也舒坦了些，要不我就不好意思再叫你帮忙了。”

我这才发现：过度的谦让和客气反倒显得隔阂和冷漠，不让人觉得欠自己，才是更自然更熨帖人心的大度和善举。

再后来，她让我帮忙的时候就显得很是自然：“来，给大姐帮忙把水果抬上车”、“帮大姐把车子推出大门吧”。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请人帮忙的拘谨，而我也总是高兴地帮她忙。

助人者欣然接受被帮助人的一点点回报，自己和对方心里都会更舒坦，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大姐

文/时跃发

我是越来越想我乡下的大姐了。至于说理由嘛，其实什么理由也说不上，就是想，想她这大半辈子的事。有人说，想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我想是这样的。想到后来，我就有了写她的愿望。尤其是这次回家，跟大姐一块给父母扫墓，看到大姐那满头的白发，还有她在清明的山风中走路的样子，这种愿望就越发强烈了。

我大姐叫海珠。

在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当中，大姐排行老大。照理说，我该和其他姐妹一样叫她大姐，但我却从未这么叫过。有时候，我也觉得这样不好，其他姐妹都以大姐称呼她，唯独我叫她名字，不知情的人听了还以为我这个人没规矩。后来我也试图把这种叫法改过来，但试过几次，不但没有改过来，反而还感到紧张、别扭，好像我叫的不是大姐，而是另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大姐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就对我说，你这么叫，你难受，我也难受。依我说，你还是跟原来那样，叫我名字吧。

到底是大姐，她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无论是打电话也好，还是在路上碰见也罢，我依然叫她的名字。

大姐这名字，叫起来倒有点像男孩子，不像我们的名字一叫就能分清男孩女孩。据父亲说，大姐的名字是曾祖父给取的。至于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除了曾祖父，恐怕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清楚。但就我个人的理解，曾祖父一定是渴望我母亲能给时家生个男孩子，以续时家香火。只可惜，他没有等到我出世的那天就去世了，过了十几年之后，我才来到世上。从二姐开始一直到我弟弟，名字都是由我父亲来取。父亲读过书，但他也像曾祖父一样，想在取名字上，给他带来一些人生的希望。终于，我母亲在生了两个姐姐之后，生下了我这个男孩。兴许我是时家的第一个男孩，父亲看得很重，高兴地拿来了祖谱，在祖谱上找了半天，才找到我的辈份。以后，我们几个人的名字上都带有“跃”字。这是因为我们这几个人在时家族谱上属于“跃”字辈。现在说起这些似乎有些可笑，但在乡村，普遍都有这个习俗。

还是说我大姐吧。

大姐比我大十三岁，也就是说，我出世的那一年，大姐在小学读三年级。虽然大姐读书很不错，但由于要照看我，再加上饥荒，三年级还没读完就回家了。因为没粮食吃，母亲没什么奶水，而我又特别能吃，就只能靠母亲和大姐挖野菜才得以度日。这在我的《怀念我的母亲》一文中有过描写，虽然这些事都是别人告诉我的，但我想一定是真的。至于大姐如何爱上了抽烟，应该说是大姐十九岁以后才开始的事。

这一点，大姐自己也说过。

大姐十九岁的那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我们那里很偏僻，但跟外面的情况一样闹哄哄的。当时，大姐在村里还是少有的几个文化人，听到村里几个青年的鼓动，一下子热血沸腾，跟着他们后面又是喊口号，又是唱革命歌曲。看到大姐整天在外闹，父亲心里很担心，担心大姐吃亏。于是，找大姐说了几次，大姐当时热情正高着呢，哪听得进去，父亲这边说她那边又出门去喊口号了。但父亲又不便多说，只好把担心放在心里。因为那时候政治色彩太浓了，一不小心会变成反革命。后来，大姐就因为这，不仅爱上了抽烟，而且她后来的婚姻也与此有着很大的关系。

单说抽烟这件事，我父母是极力反对的。要知道，在农村，一个农家女孩子，像男人那样抽烟是无论如何也不成何体统的。于是，我父母就设法让大姐戒掉，但父母哪里知道，大姐的烟已抽上了瘾，就跟过去抽鸦片一样，抽上了就再也放不下了。父亲是老烟枪，深知其中的厉害。到后来，也就让她抽了。多少年后，当我一次次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总是看到大姐一边抽烟，一边跟父母说话。有时候，大姐觉得不过瘾，还从父亲手上接过旱烟袋，有滋有味地抽。抽到高兴处，他们还要品评一番。现在，大姐还是抽，看情形，她这烟估计是要抽一辈子了。

大姐的婚姻是她自己做的主。

因为我们家人多，大姐一直到了二十七岁才开始谈对象。这在农村，这个年龄的姑娘算是老姑娘了。但大姐一点也不急，倒是急坏了我的父母。我父母四处托人说媒，好不容易说到一个，但大姐却不同意。大姐说她的事她自己知道。果然，没过多久，大姐还真的谈了，对象是三里外程村的。至于是谁，大姐没说。程村那么大，小伙子又那么多，到底是谁呢？为了弄清楚，父母就暗暗地托人打听，但都没有结果。我那时也有十几岁了，也想知道大姐的对象是谁，长得怎么样等等，但同样也是一无所获。直到村里一个叫时荣祖的人上门提亲，我们才恍然大悟，大姐的对象原来是程国祥，这个人我们都很熟。大姐是在一起唱革命歌曲的时候认识他的。难怪大姐当初对于自己的婚姻一直不着急，原来她早就物色好了。

第二年，大姐就出嫁了。

我记得很清楚，大姐出嫁的那天，父亲沉默着不说话，当看到迎亲的人来了，父亲哭了。看到父亲哭，大姐也哭起来，拉着父母的手不放。后来还是母亲说，孩子，你别难过，家这么近，想家你就回来。听了他们的话，我知道大姐从此成了别人家的人了，心里一下子空落得发慌，禁不住地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起来。看到大姐随着迎亲队伍走到前山岭的时候，我飞快地跟着去。

说实话，大姐在出嫁前，对我并不怎么好，平时很少理睬我，动不动还用眼睛瞪我，好像我得罪了她。我为此事纳闷了很多年。过了许多年后，我才渐渐明白，大姐那样做，也许是因为父母太偏爱我的原因。但这一切，在我大姐出嫁之后，就发生了变化，变得疼爱我了。我念小学就在大姐那个村里，只要她做什么好吃总会来叫上我，有时还带一些回家。其实，在大姐出嫁的那几年，父母也很挂记她，如果有些日子她没回来了，就让我带口信去。往往是，大姐还没来，父亲就站在那棵柿树下张望了，一直看到大姐进村。所以，大姐的孩子，大都是我们娘家人给带大的。

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让大姐猝不及防，几近到了绝望的边缘，因此她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

大姐三十六岁的那一年，她的第一个儿子在玩耍，不幸溺水身亡，这对于大姐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然而，这仅仅是开始。随后，是我大姐夫得病，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一年也走了。大姐夫的去世对大姐无疑是雪上加霜。那些日子，大姐是痛不欲生，整天以泪洗面。父母看到大姐家发生这么多的不幸，也难过得不思茶饭。但又不好说什么，因为大姐的婚姻是她自己决定的。更没想到的是，二00七年，大姐的大女儿又一次遭到意外。这次打击让大姐一下子老了十几岁，不到五十岁的人，头发全白了，一双脚也突然患上严重的风湿病，走路十分困难。我母亲每每看到她凄楚的样子，辛酸地直掉泪，担心自己的女儿还能不能挺过去。

所幸的是，大姐虽然遭受到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打击，但有我们兄弟姐妹在，还有父母在，大姐最终从生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坚强地生活着。又过了几年，在大家的帮助下，大姐的儿子结了婚，相继有了一个聪明的孙子。或许是大姐经历过太多的人生磨难，她的儿子非常孝顺，带着她四处求医。由于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大姐的身体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如今，大姐可以走路了，可以下地干活了。她的心里也有了盼头。

更值得高兴的是，大姐还是跟从前一样，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父母亲不在了，只要想家的时候，她就回家看看。大姐说，她忘不了娘家，是娘家人给了她人生最大的温暖和慰藉。

写到这里，我抬头看了看窗外。泪眼中，我似乎又看到了在通往村里的大路上，走着我的大姐……

人生没多少“要紧关头”

文/吴锦祥

外甥是赌气出走的，还拉扯着他的儿子，那一下“砰”的关门声重重地撞击着大姐和姐夫的心，让他们生生发疼。我是第二天打电话时才偶尔得知的。电话的那一头大姐刚张口说了几句就呜咽着哭开了。她说她没想到儿子会变得如此薄情寡义。前几天他们接到某银行发来的通知，儿子信用卡上的透支已超出了期限，要及时补上，否则对方要法律起诉。因为儿子办理信用卡时留的是她的地址和名字，经与儿子联系，儿子说他一时还不了。老夫妻俩东拼西凑的将欠款8000元及利息等共一万多还掉了。昨天儿子来了，与他说起这事，他显得轻描淡写、漫不经心，还一个劲地抽烟。姐夫数落他抽烟越来越多了，既然经济上捉襟见肘，抽烟上就该控制些。儿子不买账顶撞起来，最后拉着孩子说再也不进这个家门了。大姐说她和姐夫昨晚上一宿没能睡好。类似事例已经不是一次了，这回真把他们老两口的心伤透了。

大姐有两个儿子，这是小儿子，没少让他们操心，从读书到工作，再到成家。就说成人后的这些年，工作不知换了多少份，从国企、私企到自开公司，到帮着别人管理、跑腿，这个项目忙一年半载，那个摊子又捣鼓上一阵，常常深更半夜回来，问他总不耐烦，劝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没好气冲人，甚至发飙。他心气很高，却终究没能实现自己的宏大目标，相反让大姐和姐夫老是担惊受怕。他们的退休收入有限，但省吃俭用，为儿子结婚买房买车。这几年小夫妻感情也发生了危机，两老还要常常帮着照看孙子。这一切儿子不以为然，相反觉得理所当然。

我自然气不打一处来。但很快又让自己冷静下来，想着找外甥好好谈一次。然而这样的话题已经有过多次了。我让他要理解父母的心，与老人多交流和沟通，不要增加他们的负担，尤其是精神上的负担；一个懂得体贴、孝敬父母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记得有次他对我说：“舅舅你放心，我不是那种不敬不孝的人，要紧关头还是会表现的。”他指的是***妈有次胆结石住院开刀，几天中一直陪伴在病床边。这说的是事实。但我现在想到的是：人生有多少这样的“要紧关头”？

我们原来大院的老黄，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儿子读书没读好，就业上一直在折腾，一会儿上深圳，一会儿去海南，后来又到中越边境做生意了，家里几年都看不到他人。去年老黄脑溢血突发，叫着要儿子，儿子总算回来了，但老黄已神志不清。儿子流着泪在病榻边服侍了半年多。老人“走”了后，他心里一直内疚自责。

我想跟外甥说的是：生活中更多的是平时、平常、平凡的每一天。人生苦短，每一天都值得珍惜，尤其对老人而言，在某种角度上都是“要紧关头”。而外甥理解中的“要紧关头”又有多少？有时甚至往往已经没有意义了。关爱、敬孝老人就要从平时的每一天，从今天、从现在开始，不忽略平凡琐屑、细枝末节，哪怕一句问候，一个关照，一个提示和一个眼神，丝丝缕缕，点点滴滴，春风送暖，润物无声，化作绵绵温馨，留下丝丝欣慰。

在这离别的日子里

今天大姐和二姐两家子人启程回青岛了。虽然相处只有四天，但是时间真让人之间产生感情和加深感情，他们的一走，心里真有那离别的淡淡忧伤和孤单，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每次假期结束返校跟爸妈离别时的那种感觉和心情。他们的一走，自己好像远离了自己的亲人，心里面真像是少了一些东西似的。我不知道所有的离别是不是都有这种的滋味，但是除了时间，我想自己与大姐二姐的虽然很少的血缘关系有关吧。

跟大姐和二姐两个家庭相处的四天里，回想那些点滴仍然历历在目，虽然累但是很快乐。从鸟巢的彼此迷失到颐和园荡舟昆明湖，从故宫的富丽堂皇到与国家博物馆的错过，从前门大街的古朴底蕴到王府井时尚现代，从KTV的一路飙歌到海底捞的大块淋漓，从三个小时的逆天排队到万里长城的宏伟大气，从北京拥挤的地铁到长城号上的席地而坐。

大姐一家三口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是四天旅程的一剂调味品。艳大姐会因为飞龙买一瓶雪碧而大骂飞龙一统，会因为她自己喜欢而飞龙不喜欢一件衣服而又训斥飞龙一下，仁鹏哥哥每次走在飞龙的后面都会纠正飞龙的走路姿势。飞龙在爸妈的训斥面前有时候有些骨气和不屑，对于父母斥责道语言表现出不尊重和言语的冲动。但是这乌云密布的气氛也许在十分钟之后就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大姐一家子。

时间也让人彼此间更深的了解。四天形影不离的相处，我也更加理解了大姐、二姐和仁鹏哥哥。大姐心直口快，性情大方直爽，心地善良，体贴别人，很好强和有点虚荣，但是心里往往没有自己的主见，容易动摇自己的想法。二姐性情细腻，认真仔细，虑事周全一些，没有大姐大方，有时候有点小小气。仁鹏哥哥是个严肃，一板一眼的人。讲道理，讲逻辑，缺少一些柔情的东西。心地善良，愿意帮助弱者，但是说话有时候有些生硬和不耐听。时不时会有些稍有古怪的冷幽默，但是自己有时候不能理解。

没有不散的筵席，有合必有分。以后能像这四天一样的机会真的不多了，也许就没有了。真的很留恋着四天的美好，他们的一走，自己心里感觉少了好多的东西。也许美好本身就是相对的。这种留恋，这种淡淡的离别之伤，也许本身就是一种美好。

最后祝愿一切都美好，大姐和二姐的家庭美好，自己跟飞龙的学业美好，金东炫的童年美好……

一切美好，有缘再聚……

懂得吃亏才是人生赢家

文/王世虎

单位楼下新开了两家卖“煎饼卷菜”的早餐摊，早餐的主要顾客是附近写字楼的上班族。虽然卖着同样的早点，味道相差无几，价格也一样，而且每天早上每个摊位前都挤满了顾客，但月末一核算，东边胖大姐的利润却足足是西边瘦大姐的两倍多。

仔细观察一番，才发现，原来差别竟出在经营策略上——瘦大姐坚持传统的经营方式，每收一个顾客的钱，就卷一个煎饼，然后收下一个顾客的钱，再卷一个煎饼；而胖大姐则截然不同，她事先把摊好的煎饼叠摆整齐，自己只管收钱和找零，摊位上并排放着五双筷子，让交完钱的顾客自己动手卷菜。

瘦大姐听闻后，惊讶道：“让顾客自己卷菜？那岂不亏死了！我以前也尝试过几天，你们是不知道，有些人一点都不自觉，一个煎饼里卷的菜量足足是我卷的近两倍，煎饼皮都撑破了。现在物价这么贵，菜难道不要钱吗？成本超支这么严重，还怎么赚钱？”

话传到了胖大姐耳朵里，她说：“表面上看，我的确是吃亏了，因为顾客卷的菜量肯定比我多，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卖早点的黄金时间只有短短一个小时，如果只靠我一个人忙碌，效率太低了，我多放几双筷子让顾客动手，成本虽然增加了，可销量也翻了几倍，正所谓‘薄利多销’嘛！其次，我把选择权交给顾客，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口感和喜好来选择、搭配菜品，这种自助的模式不仅让顾客的体验更加愉悦，回头率也大大增加了！最后，我只管收钱找零，不仅减轻了体力负担，而且也有利于我更直观地观察顾客的口味和偏好，以便及时对菜品做出调整，从而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和黏合度，用口碑带动效益！”

末了，胖大姐睿智地笑道：“所以，你看，我只是在成本上吃了点小亏，却能一举三得，既做了甩手掌柜，又多赚了钱，而且让顾客更加满意，回头率更高，何乐而不为呢？”

啧啧，一个卖早点的中年大姐，都能从小事中悟出“吃小亏赚大钱”的道理，不禁让人钦佩！胖大姐的话，让我想起了曾经读到的一则小故事。

说是东汉时期，有一个官吏名叫甄宇，为人忠厚，遇事谦让。有一年除夕，光武皇帝照例下诏赏赐给群臣们每人一只活羊。可羊有大有小、有肥有瘦，分配时负责人犯了愁，给谁大的，给谁小的呢？群臣们也争论不休，有人主张抓阄碰运气，有人建议把羊杀掉按肉均分……这时，甄宇说道：“不就分只羊吗？为何这么费劲？随便牵一只不就行了！”说完，他把最瘦小的一只羊牵走了。接着群臣们纷纷效仿，羊很快就分发完了。后来，光武帝听说了这件事，觉得此人“思想觉悟高”，不由对甄宇刮目相看，并委以重任。

看来这吃亏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甄宇率先“吃亏”牵走了最瘦小的羊，不仅让自己的仕途平步青云，更留下了“甄宇瘦羊”的佳话，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赢”呢！

其实，吃亏不是坏事，古往今来，很多名人雅士都是在不断吃亏中变得更加成熟和睿智。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郑板桥写道：“吃亏是福”。正是凭着这种豁达的心态，两人不仅长寿，还留下了万世美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人生大赢家。相反，现实生活中，那些越是不肯吃亏的人，往往会多吃亏、吃大亏。有的人见好就捞，遇便宜就占，即使短时间内获得了利益，却永远地失去了尊严和品行。

在学习上吃点小亏，不走捷径，笨鸟先飞，才能厚积薄发；在生活中吃点小亏，与人和善，待人宽容，才能收获真情；在工作上吃点小亏，吃一堑长一智，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懂得吃亏，才是人生赢家！向我们传达的，不仅是阳光乐观的做人心态和积极向上的处世态度，更是人生的大智慧和大境界！

为大姐欣慰

久旱缺水的江淮大地， 6月28日以来，十之七八在下雨，至今淅沥不停，有如把江南的黄梅天接了过来。

连绵的阴雨，气温是降了下来，但气压低，很闷人。家具、地板上都被蒙上了一层雾气，身上总觉黏糊糊、湿答答地不爽，手术过的关节，更感酸涩沉重。相反，前段多雨的沪杭一带，当前是酷日高挂，气温高达38度。

我自21日下半夜的急病自救以来，为免姐姐们牵挂，未敢主动给姐姐们去电话。前天，大姐来电话告知，她的第三次化疗又已结束，中药仍需不断服用。脖子里的肿块已经看不见、摸不到了，饮食起居各方面正常，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吃得落，撒得出，困得着” ，让我放心。

我是放心的，大姐有一群好女儿。尽管她们也已有了一把年纪，也罹患各种疾病，有的高血压，有的腰椎动过手术，有的向来体弱，但是，她们对老母的一片孝心，是至诚至真的。

她前年冬季的突发心肌梗塞和去冬以来的恶性肿瘤，可把孩子们忙得不轻，多次抢救和几次住院化疗期间，全靠三个女儿和女婿们的分工合作，她（他）们轮流出场，服侍周到，车接车送，挂号取药，非常得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大姐的大病能及时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实力保障，更是巨大的精神支持。

置身外地的我，深为大姐感到欣慰，也十分羡慕。到底还是孩子们都在一地好啊，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否则，心脏打过支架的高龄老者又遭遇肿瘤折磨，半年多来，一次又一次的诊病检查、住院治疗，无论哪一个环节出现障碍，都有可能带来生命之虞啊。

可见，儿女们都在身边的老人，是最有福气的。

感谢上苍，感谢医生，感谢甥女们和甥婿们！愿大姐从此平安无恙！！

秋天，又想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