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花姐是我小时候邻居王大娘的长女。
槐花姐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她也不爱念书，说一看书就脑仁儿疼。十几岁的槐花姐开始去生产队劳动，好在她不怵干活，心眼儿也活泛；几年过来，她不仅出落成了声音洪亮、身体壮实的大姑娘，还当上了村里“铁姑娘队”的队长，跟男社员挣一样的工分。
春天到了，村北新建的小学没钱建围墙，校长跟村支书说要围着学校种一圈树，虽挡不住什么，但看着规矩，请支书派几个社员来帮忙。槐花姐知道情况后，跟支书说男社员都忙着春耕，就让她带着俩“铁姑娘队”队员帮学校种树吧。
离学校不远，连着北运河的东渠堤上有的是野生树苗——杨树、榆树、柳树、白蜡和洋槐。槐花姐跟校长建议，就种洋槐。她说，杨树高大挺拔，但圆阔的树叶子总是随风鼓掌，声音大而躁乱，影响上课；榆树长得老实，还有榆钱儿可以吃，但模样丑陋、气味怪异，连小鸟都不吃的金花虫就喜欢栖身榆树，太脏；垂柳模样好看，长得却太慢；槐树干净，不长虫子，长得快，用不了两年，长势高大、浓荫蔽日的洋槐准会给学校一个干净清凉的夏天。
槐花姐带两个“铁姑娘队”队员去东渠堤上起洋槐树苗，几个老师带着同学们在学校挖树坑，抬水浇树，种树。学校一排七间教室建在一个一米高的土台子上，槐花姐说教室前土台子的护坡树要找小碗粗的洋槐——不仅护坡效果好，明年夏天，就能替教室遮挡最毒辣的阳光。拇指粗细的小树苗打成小捆，由两个“铁姑娘队”队员扛回学校，小碗粗的洋槐树都是槐花姐一棵棵独自扛回来的。每扛回一棵，她就在挖好的树坑旁站好，肩头稍稍一歪，双手托着树身一使劲，就把槐树扔了下来。为了找这十几棵粗细差不多的洋槐，槐花姐在东渠堤上走了很远，都快出了我们村地界了。几天后，学校的教室前，操场边密密麻麻都种上了洋槐树。校长在大会上兴奋地对我们说，再过几年，这些洋槐长起来就是围墙。
1976年唐山大地震，村里也有些房屋的墙体歪斜开裂。暑假开学后，校长担心在教室上课有危险，就决定暂时在室外上课。每个班级都由老师带着在操场边的洋槐树下开辟出一块干净的平地。经过一个暑假的疯长，洋槐树下的野草已没过了腿肚子，讨厌的苍耳已长出扎手的刺果儿。我们班的女老师高中毕业后即被选到学校。头一年教课，大孩子似的她带着我们清理杂草，平整地面的速度很慢，被其他班级落下一大截。这时候，槐花姐正好经过，见状，一边抢下女老师手里的铁锨，一边说：“这活儿哪是你们这学生娃干的啊！”一会儿工夫，槐花姐就把洋槐树下的一大片杂草铲净了，还把低洼处给垫平了。最后，气喘吁吁的她把铁锨交到女老师手里说：“剩下的活你们自己干，我得赶紧去地里啦！”
春天，北运河两岸的农村人先是吃绿莹莹的榆钱，然后就是吃白生生的槐花。进了五月，洁白似雪，形似小铃铛的槐花一嘟噜一嘟噜缀满枝间，整个村子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甜甜的、淡淡的清香，甚至整个村子的天空也因为这些洁白纯净的槐花而变得干净透亮。孩子们望花而动，要去采花了。一根长长的竹竿，顶端绑一个粗钢丝弯成的小口钩子，手持竹竿，仰起头，拣那些开得最好、最盛的槐花树枝稳稳钩上，一拧再一拽，一串串、一枝枝槐花就立刻像雪花一样从树上飘落。嘴馋的孩子早就经不住诱惑，捡起一串槐花就往嘴里塞，一丝清香一下就从舌尖直钻到心底。
学校周围的洋槐树多，这里就成了孩子们采槐花的主战场。我个子矮，也胆小，大伙儿一块儿去采槐花，我总抢不到最佳位置，总是采得最少——如果赶上槐花姐路过，她一准儿会帮我，她个子高，劲儿也大，几下子就钩下一地槐花，我再慢慢捡。母亲将择好的槐花洗净，水分沥干，切点小青葱，撒上棒子面，再抓一把白面，最后添了油盐五香粉拌匀，上笼屉蒸不到十分钟，掀开笼盖儿，槐花的清香扑面而来，尝一口，又香又劲道；如果蘸着新蒜捣成的蒜泥吃，就更妙不可言。
恢复高考的前一年，在县城高中毕业的高军也回村务农了。白净脸、高背头、身材细长、一身书生气的高军到生产队劳动不久，槐花姐那颗年轻的心就被撩拨起来了。秋天到了，高军踊跃参军，被省军区招走了。临走那几天，乡亲们都来祝贺送礼，槐花姐也来了，她笑声朗朗地跟高军说：“早看出你小子是‘飞鸽牌’的，村里圈不住你啊！”高军不说话，只是傻乎乎地笑。
当兵三年，高军回家探亲，村里人都来串门看热闹。早跟在村小学代课的李老师结了婚的槐花姐也抱着孩子去了。高军一身绿军装，配着红五星红领章。看着精神抖擞的高军，槐花姐同着满屋子的人嚷嚷：“哎哟，看来部队真是滋润人，锻炼人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