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夏天的早晨，我给父亲打电话。他马上要去沈阳北站，乘8时50分的火车，赴北戴河讲学。
问候完我爹的饮食起居，顺口问他看不看世界杯。
我爹略一迟疑，说偶尔也看两眼。
当时，正值世界杯在法兰西火爆进行，媒体连篇累牍报道，人们眉飞色舞地谈论。
我说，爸，您去北戴河一定要注意身体，千万别累着。法国世界杯有两个主席，昨天累死了一个。
父亲问，他上场了吗？
我说他是老头，领导，不用上场。
父亲于球类上说外行话，并非只有这一次。上世纪80年代，全国兴女排，一有比赛人人爱看。我爹对什么球都不感兴趣，但他在新闻单位工作，天天接触并编辑信息，被形势“裹挟”，也破天荒地看了一回女排。看完面有得色，兴奋地对我说，比赛果然重要，“隔几分钟就开会，就研究。”
他管“暂停”叫“开会”，也算是独具特色的观后感。
深究起来，父亲并不是生来就疏远球类。抗战时，他从关外流亡到四川，在三台的东北大学读书。那时，他常跟别人一起打篮球。川中盆地，某一个只有篮筐没有篮网的简陋球场上，一定多次闪现过我爹意气风发的青春身影。当时，他不叫现在这个名字刘黑枷，而是叫我爷给他起的名字刘志鸿。一次课间比赛，我爹奋勇抢到球，双手稳稳把着，预备往篮上送。一个同学对我爹的动作实在看不下去，就高呼：“快看，刘志鸿‘端尿盆儿’！”
我爹闻言，怒不可遏，砰的一声，摔了手中物，昂首离去。
从此，不再碰那个让人气恼的破圆球子。
恨和尚累及袈裟，见别的球他老人家也不稀罕了。
父亲从未跟子女讲过这一段，是母亲跟我们讲的。母亲生前一提到这件陈年逸事，就前仰后合，笑得不行，甚至笑得咳嗽，笑出眼泪。
父亲在一旁也笑，但笑得有点儿难为情，仿佛做了一件对不起家庭的事情。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我娘爽朗的笑声至今清晰可闻。我娘让我爹经常面对他年轻时的糗事，我爹就年轻了许多。
我爹的身体十分硬朗。他不爱球类，却爱游泳、散步、抖空竹。
抖空竹是童年练就的本事，常听他提起，却没见他玩过一次。他们那一代人太严肃，也太辛苦，个人兴趣像石头下的草，很难长大。
一次去天津，在杨柳青一家小店发现有空竹出售，我惊喜得什么似的，当即给父亲买了一个。同时给我娘买了个电蛐蛐玩具。那时天下尚无快递小哥，幸而有朋友公出沈阳，正好托他将两件礼物捎给二老。
时隔不久，我从北京往家里打电话，我娘劈头一句：“刘齐你别撂，等着。”
我一怔，只好等着。听老太太兴冲冲的声音，不像有啥坏事。
不一会儿工夫，母亲重返电话机旁，神秘地说，“你猜，这是什么声音？”
我一听，“嗞嗞——嗞嗞——”，这不是电蛐蛐吗？
接着，母亲又让我猜另一种声音，那声音像是从天而降，“嗡——嗡——”，飞过田野，飞过河流，然后，在苍翠而黛蓝、柔软而坚硬的山谷峭壁上，轻轻那么一撩，一弹，生出妙不可言的悠悠回声、神奇音乐。
这还用猜？一定是我爹，严谨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子的我爹，在山海关以东，沈水以北，胳膊快活腿高兴，美滋滋地抖空竹。
母亲说，“你爸呀，现在像小伙儿一样，心可盛了，一见空竹就稳不住神，一天要抖好几遍。”
母亲去世后，整整5年60个月，父亲再也没抖过空竹。
5年后，父亲也去世了，那只空竹和电蛐蛐一起，静静躺在抽屉里，上面贴的彩色商标，依然清晰完整。
今年，2020年，父亲整整100岁，母亲也有98岁了。想念二老。
